10月8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正在人民大會堂會晤中國領導人。這在兩年前甚至是20天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兩天大家關注的事情總與日本有關，這次SK‖事件的潛臺詞是：哪怕像寶潔公司這樣的美國大公司，并且在日本生產的化妝品，同樣可能不合格。
這是給我們民企的警鐘，同樣也是鞭策。別人的不見得都好，我們必然有我們的優(yōu)勢，但別人的經驗應該給我們以啟迪。從追逐歐美日韓及港臺地區(qū)明星轉而追捧超女現(xiàn)象，給企業(yè)界什么啟示？這說明中國人也在尋找企業(yè)界的“超女”，即土生土長的具有國際化特征的“超級民企”，這是時代的要求，多元化的文化必然會反映到經濟中去，尤其是家電及聯(lián)想、華為、中興、奇瑞等在國際化道路上的成功及中國20多年的持繼經濟增長，也給企業(yè)以信心。
溫州的企業(yè)，在這股經濟文化大潮中必須非常的清醒。由于鋪天蓋地的廣告宣傳，幾乎每個裝修過住房的人都聽說過“歐典”這個品牌。如今，“歐典”神話的轟然倒塌，難免讓消費者感到氣憤。但該為“歐典”騙局感到尷尬的，首先應該是主管部門。
溫州的一些“偽裝”他國歷史文化背景的企業(yè)品牌，是否也會陷入如此的困境？溫州服裝界在全國市場極受追捧的戴斯特拉博現(xiàn)象說明，多元的文化，尤其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文化已經被服裝界以及具有多元的文化背景的消費者所認同?，F(xiàn)代很大一批年輕的反權威求個性力捧新銳的消費者,他們并不看重代表權威的世界名牌，設計感、個性與國際化則是他們追求的。人們喜歡戴斯特拉博，并不在乎他的歷史。前兩天市場上又出現(xiàn)了一個長得與“戴氏”很像的品牌，就開在他的邊上。
溫州的一些品牌的運作者，如果畫蛇添足偽造歷史，歐典是否會成前車之鑒？吳敬璉在2006年《中國經濟報告》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極具號召力的文章《中國應當走一條什么樣的工業(yè)化道路》中，質疑一方觀點：“中國的比較優(yōu)勢在于勞動力價格低廉，因此，它在國際分工中最適宜扮演的角色是從事裝配、加工。致于致力于高附加值的產品的自主研發(fā)和品牌營銷，至少不是10年、20年內的最優(yōu)選擇。”吳敬璉認為：研發(fā)及銷售人員占大部分的啞呤式結構，已經在中國的一些企業(yè)取得成績，相比而言，國內一些企業(yè)卻沉湎于組裝環(huán)節(jié)，其生存環(huán)境日漸惡劣。華為、中興等企業(yè)的努力值得鼓勵，它們的經驗值得具有相同條件的企業(yè)學習。
在記者眼里，他的看法當然也是對創(chuàng)自主品牌的溫州民營企業(yè)的鼓勵。民族意識超強的中國的近鄰又與中國文化有著千絲萬縷聯(lián)系的日本的經濟發(fā)展，是否給溫州民企以啟示？
日本是世界各國中民族共性最強的國家，日本之所以能夠在西方化的同時保持自身特性，首要原因便在于此。
在文化上曾師法中國，在1853年前保持了約200年閉關鎖國的封建制，又師法西方技術的日本，在一個世紀里，以其兩次的經濟騰飛徹底改變社會的唯一性而受到世界矚目。隨著日本新首相安倍訪華，日本成為本次溫州民企老板討論的焦點。散布在全球的溫州商人，因其難懂的溫州話經常被誤認為“日本人”。 這次討論，從報喜鳥專賣店的改版，強化其中國元素求其特色開始。
報喜鳥集團董事長吳志澤：當我們第一次走出國門，和世界品牌面對面時，我們就在想，什么是我們自己獨有的文化，而又被西方世界所接納的，甚至是受其向往的，我們做西裝，設計做得就算和杰尼亞一樣好，西方人仍然認為我們是抄襲，獨特性是報喜鳥一直堅持的方向，但也要西為中用，中西合璧。我們這次請英國公司來給我們做全套的包裝設計，把200多家店再做一次更新改版，這家英國公司有不少日裔設計師，沿襲的還是我們的精神風貌，但是，特色的文化也面臨一個創(chuàng)新的問題，對于企業(yè)來說，因為其創(chuàng)新成本非常高，報喜鳥的運作方式不能夠在大多溫州服裝企業(yè)界普及。
我一直認為，日本文化是中國文化的分支，這段時間，我?guī)Ч局袑尤ト毡居肿吡艘惶耍毡臼侵档梦覀內ニ伎嫉?。原來我們采用的日本式至上而下的管理模式，現(xiàn)在已經改為美國式的自下而上的管理模式，我仍然認為過度的民族性會阻礙開放的心態(tài)，阻礙多元文化的產生，而多元化才能讓一個民族長期而穩(wěn)定地發(fā)展。報喜鳥同樣也必須營造多元化的文化氛圍。
這些年，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在恢復，傳統(tǒng)的價值觀在回歸，北大清華也開出了國學院，很多企業(yè)家都非常感興趣。國慶中國人出國旅行，很多不文明的行為影響了我們的形象，大家甚至都提出謝絕“丑陋的中國人”出境的建議，報喜鳥這兩天專門請了講授禮儀的老師為員工講課，提升員工素質，也是提升品牌形象的一個方面。當然講傳統(tǒng)，并不意味著就要穿漢服或唐裝，我們的這次改版，融入中國元素主要體現(xiàn)在細節(jié)的變化上。
記：你怎么看待中國的品牌走高附加值路線？
一個品牌的背后是國家的文化，因為體制機制仍有不同，西方人對高附加值的中國品牌還不夠認同，這不利于我們走出國門。但只要我們同等質量，價格比他們低，老外也會買我們的賬。就像二戰(zhàn)戰(zhàn)敗國日本的汽車，就以低價質優(yōu)占領了美國市場。我認為美特斯邦威可以打到國外去，因為同等質量的價格優(yōu)勢。不管是不是盲目，很多人想嫁接歐洲的品牌文化，其實是想嫁接那種文化背景所暗示的自由創(chuàng)意及時尚感。但目前我們的市場還在國內，中國人的品牌畢竟能體察中國人深層次的想法。不過我堅持一點，不管你怎么學西方，中國人做的東西，自然而然就會有中國人的味道，你不用刻意去強調或者回避。
在永嘉企業(yè)界，有人總結，作質量和設計，鹿城的人可能比永嘉的人做得好，但品牌的市場與文化，永嘉人可能要比溫州人做得好。盡管這種說法有失偏頗，鹿城的人一聽就想和永嘉人打官司，比如美特斯邦威就不是永嘉的。但品牌就是文化，文化確實會與地域有關。
紅黃藍董事長葉顯東（在溫州民間認為：他的童裝品牌的設計在這些年進步的速度遠遠在同類童裝品牌之上，這與他的國際化視野很有關）：日本的儒教影響如今應該勝于中國。日本表面的文明應該是很有序的，日本人很講禮貌。日本人的服務態(tài)度非常好，他們在任何場合都不會給人以難堪，上級與下級等級觀念強，但矛盾卻較少，員工對企業(yè)有歸屬感。企業(yè)管理上，德國人以其嚴謹著稱，日本人以其嚴厲著稱，日本國人很團結，甚至可以出門不閉戶，但企業(yè)與企業(yè)競爭卻很殘酷，我認為中國二十多年脫離了物質貧困，但精神文明的脫貧建設還得五十年。
相比日本文化，我更欣賞韓國文化，我倒是認為韓國三星、LG的發(fā)展對中國民企更有借鑒意義。
近日因SK‖撤柜，接受了多起SK‖退賠的時代廣場購物中心董事長奚德平認為：日本人做事的認真是值得借鑒的，其實我們一樣也可以做到，中國的企業(yè)一定會趕超日本，只是時間問題。
莊吉陳敏（被認為從長相到處事的認真敬業(yè)方面最具日本人精神的溫州人）：我去過日本，但卻沒有對日本進行深入地思考，我們服裝企業(yè)的視線總是盯著歐洲，我沒有覺得日本的服裝企業(yè)的運作給過我特別的啟發(fā)。
記者：日本韓國都沒有頂級奢侈品牌，中國難道會有嗎？
吳志澤：日本的三宅一生、森英惠這些聞名國際的設計師，他們的品牌在國際上確實沒有成為最高端的奢侈品牌，其實他們的汽車也沒有成為頂級品牌，盡管三宅一生的東西賣得也不錯。三宅一生對時裝的解釋是：我試圖創(chuàng)造出一種既不是東方的風格也不是西方的風格的服飾，他的觀念對我也些有影響。日本人創(chuàng)立的KENZO（高田賢三），因高田賢三一直定居在法國，因此也不能屬于完全的日本品牌。KENZO設計師都是歐洲人，他們設計的華麗而花艷的東方風格，只是西方人眼中的東方風格，極受西方女性喜愛，卻不被東方女性欣賞，溫州時代廣場KENZO的撤柜，就說明了這點。但這個品牌的“一支花”香水，倒是深受人們的喜愛。
始創(chuàng)于意大利的VERSACE（范思哲）的商標，是讓人不得不看，一看必變成石頭的美麗的蛇發(fā)女妖美杜莎。其實一個品牌便有可能是一個國家文化的象征，我堅持這點。
日本文化的根還在中國，我之所以看好中國品牌與企業(yè)的未來，因為現(xiàn)在的中國正是處在開放的多元的文化背景中，中國人的心胸極其開闊，這有點像法國人，再加上務實的作風，中國企業(yè)的前途將非常光明。
吳志澤認為，中國的經濟現(xiàn)狀已可與大唐盛世時相媲美，中國文化及品牌處在中西文化交融處，但仍然要有自己的特色，他將資助各種畫展及中國文化的普及活動。上月末在北京由報喜鳥冠名的名人高爾夫球賽則是報喜鳥品牌運作中下的一步“國際象棋”。
專家眼里的日本文化與經濟的對應密碼
1998年獲得諾貝爾獎，以關注發(fā)展中國家以及發(fā)達國家的問題著稱的印度學者阿馬蒂亞•森，以日本為例子，分析了文化對經濟產生的積極影響和消極影響。森認為，日本的文化價值觀曾經對日本的經濟成功做出了巨大貢獻。在過去的一個世紀里，日本的行為模式與實際商業(yè)運行的有機結合帶來了日本經濟的驚人成功。日本的成功對馬克斯•韋博的“以自我為中心”的自利主義提出了挑戰(zhàn)。在經濟運行中存在一個與韋博完全不同的價值標準，即強調團隊精神以及團隊責任，對公司忠誠、個人信用以及限制個體行為的復雜合約，這些價值觀的應用對日本經濟最得成功起到很大作用。
但森認為，日本最近幾年卻面臨這樣的困境：商業(yè)倫理遭到破壞，金融體系存在嚴重的腐敗以及“道德風險”。那么日本早期為什么沒有“道德風險”呢？給日本的早期成功帶來信用保證的“日本民族精神”、“儒家倫理”、“武士道精神”以及其他種種優(yōu)良品德今天發(fā)生了什么變化？森認為：日本的價值觀只有少許變化，同樣的倫理價值觀在一個急劇變化的世界會產生相當不同的結果。當經濟正在快速趕超舊的經濟時，協(xié)調和合作非常重要，道德風險的懲罰要以損失較高的經濟發(fā)展水平為代價。然而，在當今，日本一方面處于經濟發(fā)展的頂端，另一方面面臨高度的世界環(huán)境，如（1）新的工業(yè)化國家正在做日本以前所做的事情；（2）技術在國際間快速流動；（3）北美和歐洲正調整工業(yè)結構以擁有競爭的更多空間；（4）信息技術快速發(fā)展（勞動成本降低）極大地拓展了競爭潛力。因此，日本需要在舊價值體系中引入“競爭”這一更現(xiàn)代的倫理特征。
森總結說，日本的經濟衰落給我們的啟示是：（1）價值觀不是一成不變的。日本從封建模式到武士道再到教育啟動（合作、信用），如果總的社會特征能夠說明價值觀的話，那么，這些社會特征也能夠改變和影響這些價值觀；（2）日本文化具有鮮明的地區(qū)特征，如武士道精神不適合中國；（3）同樣的價值觀和文化模式在發(fā)展的某一階段是非常成功的，而在發(fā)展的另一些階段可能是失敗的。
阿馬蒂亞森認為：價值觀是否對經濟起重要作用，這個問題值得探索。盡管亞洲經濟在近些年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亞洲文化（儒家文化）是否有助于現(xiàn)代經濟的發(fā)展目前還沒有定論。森列舉了很多國家的例子來說明這樣一個問題。在20世紀上半葉的日本（其文化是武士道精神、儒教、佛教）成為唯一一個變成了工業(yè)大國的非西方國家；亞洲的其它國家和地區(qū)（香港、新加坡、韓國和臺灣）也開始繁榮起來；接著是中國（儒家文化）的經濟與社會發(fā)生迅速的變革；泰國也以引人注目的速度得到了發(fā)展，在泰國，佛教文化的烙印要比儒家文化更深一些；印尼經濟直到最近也取得了飛速發(fā)展，這個國家雖然是一個穆斯林國家，但佛教、印度教都在文化方面發(fā)揮了很大作用；印度也是一個佛教國家，其經濟也取得了快速發(fā)展，現(xiàn)在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明顯高于歐洲和美國，僅次于東亞和東南亞。森認為，東亞經濟的發(fā)展具有某些特殊性，特別是教育以及職業(yè)培訓發(fā)揮了突出的作用，再就是市場與國家之間建立了更和諧的關系。
而日本的經濟衰退，也說明了在日本經濟興起的早期取得成功起到了很大作用的價值觀，并非經濟發(fā)展的決定因素。
以上文字由本報記者摘自中國經濟出版社2006年4月第一版的王艷萍著的《克服經濟學的哲學貧困——阿馬蒂亞•森的經濟思想研究》。
點評：森先生把中國歸入儒家文化在記者看來仍然不夠準確，確實，這曾是中國的傳統(tǒng)，但在文革之后的現(xiàn)時中國文化用大雜燴來表示可能更準確，歡迎這位印度學者在安培之后，親自來中國一趟。
2006年5月第一版的馬驛等編著的《丑陋的日本人——日本文化的明與暗》（此書精編了克里斯托弗《日本精神》等三本書）一書中提到，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日本20世紀成功的真正原因，是它在若干方面（社會、經濟和管理）比西方國家做得更聰明、更有效。書中更標出了日本文化所具有的濃重的島國性、內傾性。由于日本國土狹小，資源少，又鄰近中國和蘇聯(lián)這樣的大國，日本人總是感到無力抵擋強大的軍事打擊?？謶指械拇_對日本民族心理有影響，這些影響反過來又加強了日本對民族性格中的其他方面：宗族觀念、儒家倫理觀、根深蒂固的等級觀念和忠信觀念。后兩個方面是封建主義長期統(tǒng)治日本造成的。這個集體中的每一員，不論其表現(xiàn)如何，都必須與整個集體同甘共苦。
由于日本把宗教的健康發(fā)展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宗教等因素放在首位，因此他們比其他民族人更容易接受變化。他們只有一個絕對不可動搖的目標：確保宗族的生存和最大的幸福。盡管日本對人很愿意采用外國新的思想、行為和技術，但他們大多數(shù)人不喜歡與外國人有過多的交往，而且他們心里都感到自己比其他民族優(yōu)越。
這種優(yōu)越感在二次大戰(zhàn)的慘敗中遭到深深的動搖，但今天日本取得的非凡成就已經使得他們不再像五六十年代那樣謙卑，盡管大多數(shù)場合他們仍然過于禮貌，過分注重禮節(jié)儀式。BBC英國廣播公司拍攝的紀錄片《遠東戰(zhàn)爭》，透過歷史、軍事專家的評估，運用最新檔案影片和實地拍攝的片段，揭示日軍在二次大戰(zhàn)時期的暴行。當中更討論到匪夷所思的事件，包括靖國神社、戰(zhàn)爭中出現(xiàn)的食人事件、令人心寒的殘暴酷刑，還有神風隊的出現(xiàn)和在日本出現(xiàn)大規(guī)模平民自殺的幕后真相。這些現(xiàn)象的產生都與其日本文化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
點評：出于危機意識及對本民族農業(yè)的保護，日本在1995年對山東大蒜進行制裁，由此引發(fā)中國對其手機的反制裁，當時手機在日本也還沒有普及，但現(xiàn)在看來，為了幾顆大蒜，日本失去中國幾百億美元的手機市場。
